杜維明：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講座教授

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

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本文選自杜維明教授浙江大學求是大講壇演講（節選）

“靈魂”這個名詞，在學術報告中并不多見，特別是從實證科學這個角度來看，實證科學家不會把靈魂、靈覺、心靈當做自己的研究對象。因為他們的研究對象必須有客觀的基礎，而且能夠被量化，這樣實證科學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但我對科學的理解可能不一樣。

在哈佛大學的校園里，有一座銅像，在它的右側，上面刻有三本書，有兩本是翻開的，而另一本則沒有打開。這種設計是有獨特寓意的，它象征著在人類知識領域中，有一些真理是不能靠理智獲得的，但是這些真理卻非常重要。

哈佛的校訓是 “真理”。有些真理是我們可以把握的，但是有些真理我們卻沒有辦法通過一般科學實證掌握，那就是人文領域的真理。比如：人是什么？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人的終極關懷是什么？

一般人認為，這些好像都是一些沒有答案甚至是虛無縹緲的問題，從事科學研究，從事知識探討，不需要知道這些事情。但是那些真正在科學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國家，并沒有這樣去思考問題。

比如在 2009年，我受邀到德國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主持者是德國的總理，會議有兩個主題：一個是 “何為人”，還有一個是 “我們為什么在這兒”，也就是探討人生的意義問題。所以說，這些問題不僅是一般人應該注意的，社會精英層面也應該予以足夠的關注。

這些課題雖然不在實證科學探討的范圍之內，但是并不意味著這種知識沒有價值。正如我們所了解的，實證科學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實證科學的理念有其偏頗之處，也有其解決不了的問題。大學教育如果僅僅局限于實證科學，那么這樣的大學教育至少是不完整的。如果我們對于心靈的真實掉以輕心或者完全不去顧及，那么我們的教育至少不是全面的，甚至可以說這樣的教育是比較膚淺的。

在西方知識界有這樣一個詞：“心靈的深度”——用它來表述追求智慧的思想。希臘哲學甚至有這樣一個觀念：如果我們不對我們的人生進行反思，那么我們的人生就是沒有意義的。

現今的科學觀念已經比實證主義盛行時期的科學觀念拓展了許多，是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可是，我們很多的科學家，包括非常有名的科學家，還是停留在實證主義這個基本上已經過時的科學理念之中。典型的例子是把中醫當做偽科學，這個看法就并不體現科學精神。因為科學精神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謙虛，也就是對許多其他科學不能掌握的領域表示尊重。

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你知道得越多，那么你就越應該了解到，你所不知道的、甚至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也就越多。從這方面來看，你越是了解這個世界，你越是知道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例如在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等等這些領域，它們知識的推進都體現了這樣的道理。

所以，對人生的意義、人生的智慧、人生的價值等問題應該保持足夠的尊重，這些問題是不能夠被量化的，不能通過純粹、客觀的方式加以了解。我們不能客觀掌握的東西，并不一定就沒有價值。對于這些課題，我們應該是繼續探索，保持謙虛的心態。我有一個朋友，是在數理邏輯方面非常突出的學者，他在退休后，專門開一門課，講授非科學的知識。

毫無疑問，現在大學是以追求知識為主要目的。但是，所有的大學，除了追求知識和從事科研之外，還要追求人文精神。比如，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這兩所著名的大學在科學和技術領域有著突出的貢獻，但是它們在人文學科的發展方面也不遺余力。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加州理工的歷史學，都在美國有很大的影響。如果一個綜合性、研究型的大學沒有人文精神，沒有人文學，只有農學、醫學、工學等自然科學，這個大學從國際的視野來看，可能就成為一個技術培訓的基地，很難說是一所綜合性的一流大學。

什么是一流大學？大家都很關注，我想至少可以用兩種標準來評判。一種是大家都熟悉的標準，就是量化標準。另外一種是從 “影響”來看，這個 “影響”是沒法量化的。不管是工科、醫科、管理學、農科，它的知識生產都可以用相對客觀的標準來排名。這樣的排名的順序大家也沒有什么爭議。

還有一個 “影響”的標準，很多人不注重，但是我認為很重要。例如馬來亞大學對于馬來西亞，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對于日本，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對于韓國，新加坡國立大學對新加坡，這些大學對于本國的影響力，遠遠比美國常青藤所有大學加起來對美國的影響力都要大，但是這種影響力不能量化。我們從中了解到，這些大學有著相同的特征，那就是，人文學的力量毫無疑問地都非常強。它對其所在社會的影響力是不可動搖的。人們一想到這個國家，就想到這個學校。

此外，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標準是這所大學的歷史悠久與否，也就是說這所學校是不是有值得尊重的精神傳統。1936年，胡適先生參加哈佛大學300年紀念會。哈佛大學的與會順序是按照大學的歷史排列的，他代表北京大學與會，結果排名是572。他排了好長時間才進入會場。后來他做出回應說，我們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直承漢代太學傳統。漢代太學最早成立是在漢代，即公元前124年！胡先生之所以如此強調大學的歷史，就是因為，學校歷史是否悠久，和它的精神傳統密切相關。

另外，現在學科分類非常復雜，綜合性大學并不是表明在各個領域都做得很好。比如，哈佛的法律學還不錯，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沒有辦法和耶魯法學院相比，耶魯一定是第一。哈佛的歷史學相對也比較差，伯克利的歷史學一直排名第一。所以，我們更切實的考慮是如何把自己強項往前推進。一所優秀的大學，并不是說要在各個領域都必須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強勢學科。

一般有這樣一個偏見，認為我們要找到一個人文學者很簡單，但要找一個從事實驗科學的學者很難。因為我們要為后者引進設備、建立實驗室等，資金量非常大。但是，要真正發揮一個人文學者的潛能又何嘗容易。要找一個真正研究人文的學者，也要為他創造一個極其寬松的空間。他需要自己的教研室和圖書，還需要自由的學術空間可以進行必要的交流和討論。

我舉個例子，法蘭克福大學的文科樓，進去以后有一個大廳，至少是我們講堂的10倍大。這個大廳擺放的圓桌常常都坐滿了人，有人討論一些具體事務，也有人談嚴肅的學術話題。因為所有的文科都在這個大樓里，所以教授、學生都在這里活動，一天24小時不停，給大學創造了人文互動的空間。這個例子或許值得大家借鑒。

大學要發展自己的文科，一定要突出它的地方特色。理工類學科從一所大學換到另一所大學，還是一樣，還可以做同樣的研究。但是真正突出大學整體精神的多半是文科。我有一個看法，我認為每一個大學由于地理的原因或周邊人文傳統的原因而具有它的特色，但這個特色又不是完全局限在這個大學之中，而是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學問題能夠提供自己的貢獻。這種特色越凸顯，這所大學的影響力就越大。

回過頭來，我們看一下我們面對的最根本的問題：大學的目的是什么？我們為什么要辦大學？從學生、老師、學校，一直到社會，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觀點：大學是為社會服務的，如果不為社會服務，大學的價值就減殺了。可是英美那些有著悠久歷史和重要影響力的大學卻不是這樣。

我對英美一些著名高校的看法做了一些總結：大學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培養人才，要使得各種不同類型的年輕人知識得到擴展，想象力得到開發；讓他們學會自我反思，能夠追求智慧；讓他們學會傾聽，并且發展理性對話的能力。總之，要讓他們發展一些內在的價值。丟掉這些內在價值，而去根據社會的現實需要提供技術人才，這不是大學的任務。

大學確實要為社會服務，但并不是社會需要什么，大學就根據需要提供什么。這種服務是消極的，長遠來看是扼殺原創力的。大學應該為社會創造現在沒有的東西，甚至為社會發展指示方向。所以大學應該尋找社會的需要，不管是在政治、經濟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緊跟形勢去滿足社會的需要。

大學在培養人才的同時，還應該成為文化與精神傳統的承繼者。大學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它是一種社會的文化承諾。它需要集中一些有文化素養與精神追求的知識分子，不僅傳播知識、造就人才，而且傳遞和發展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因此，大學是精神文化傳統的創造者和傳承者。如果大學依靠行政資源或者商業資源把關系到財政、金融、管理的學院辦得越來越大，相應地，人文類的學院越縮越小，到最后，既不培養人才，也不傳承文化，那么這個大學就徹底失職了。

大學要培養人才、傳承文化，還要有批判的能力。這個批判不是網絡上流行的隨意的批評，而是負責任的批判，是反思性的批判，要建立一種批判的精神。可是，現在不少大學教授，他們對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東西完全不關注。他們不關注政治，不參與社會，甚至博物館、美術館、音樂廳都不去。現在中國的大學教授專業性越來越強，而且忙于各種量化的學術考評，還有種種為生計所迫的社會兼職，這是很不健康的文化現象。作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聚集地，如果連大學都失去了批判的功能，那么，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承擔起這樣的責任。

關于大學教育的問題，我和前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院士交流過。潘云鶴先生說，工科是辦實事，理科是講道理，文科是探求意義。這三方面都很重要，辦實事是為社會創造財富，做基礎理論研究是為社會發展提供原創性動力，而文科是為人生創造意義。現在，人文學科被邊緣化到如此地步，這是值得我們憂慮和反思的。

我認為，如果一個大學要有進一步發展，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必須要關注人文學。大學的靈魂，或者說大學的精神，必須依靠人文學來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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