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臨近畢業的留學生們來說，幾乎都要思考的問題，就是回國發展還是駐守海外？
留在海外就要面臨工作、身份、文化差異等多重挑戰；回國也要面臨著各種各樣需要適應的問題。那些從美國回到中國的人，他們都后悔了么？
以下是一位留學生寫下的深度長文《一個女海歸的逆向文化震蕩》。雖然隨著時間的飛逝，文中描述的不少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不過相信還是會有不少參考價值。
回硅谷已經一年多了，經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約我吃飯，非常好奇也非常誠懇地詢問我回國的經歷。盡管最近媒體風傳海歸變成海待，在硅谷的中國人圈子里，闊別多年的祖國，依然像一顆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無減。
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勢頭穩健，海歸的就業市場也頗有好轉，不時聽到朋友在國內找到高薪高職的工作，于是想借此機會談談我的海歸經歷。
從斯坦福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后，我不顧朋友勸阻，決定回國，加盟麥肯錫大中華區北京公司做企業戰略咨詢顧問。
記得剛回國的時候，心里非常興奮非常激動，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覺得像做夢一樣，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闊別七年的祖國。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邊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飯，特別高興，心想在美國可吃不到這么地道，又這么便宜的中餐。
回國的前四個月像蜜月一般，覺得中國處處都好，可不用在美國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這輩子不需要回美國去了。
沒想到蜜月總有結束的時候，四個月之后，開始懷念美國，同時漸漸發現自己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
回國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說，當心回國后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蕩，意思是說我需要重新適應中國的文化。
當時不信，心想我從來是很中國的，在美國這么多年，因為中國情結太深太重，總是有意識地抵觸美國化，保持自己的中國本色，回國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難道還需要適應我自己國家的文化不成？
結果不幸被好友言中，發現潛移默化中自己已經吸收了美國文化的很多東西，反而對中國文化不習慣了。那么就來談談我回中國的逆向文化震驚吧。
回國兩月有余，第一次去相親，對方是媽媽同事鄰居的兒子，北師大畢業，人大的工商管理碩士，在北京一家民營的證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歲，地道的本土派，儀表堂堂，爸媽頗為滿意。
記得第一次見面，交談不久，對方冷不丁問我中文里夾的英文詞“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問楞了。在美國已經習慣了講中文的時候帶英文詞兒，從沒想到過需要把英文的口頭禪翻成中文。
冷不妨被問到，一時半會兒還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譯，但聽起來很蹩腳，中文不用這么長的形容詞兒。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沒有完全表達出來。
仔細一問，原來我交談中不自覺帶的很多英文詞兒他并沒有聽懂，只是不好意思問罷了。
大學的時候讀圍城，記得錢鐘書先生把海歸夾在中文里的英文詞兒比成“夾在牙縫兒里的肉屑”，當時為錢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對海歸的這種行為大不以為然。沒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講話也變成了“夾在牙縫兒里的肉屑”。
真想對錢先生說，先生冤枉啊，我夾英文詞兒可一點都沒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實在是習慣了，脫口而出，真要一點兒英文都不夾還很費勁呢，因為要在說話前把腦子里現成的英文詞兒現翻成中文，還得找到合適的中文詞兒。
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海歸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語言關。
在麥肯錫第一次和中國客戶打交道，同事對我說，注意講中文，客戶不喜歡我們說話帶英文。于是給客戶做項目的時候，講話特別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講，但一不注意英文詞兒還是脫口而出，比如說strategy, competitive analysis之類的商業用語。
好在客戶很尊重麥肯錫，也很愿意向麥肯錫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響不知不覺講話也帶上了英文詞兒。想想很對不起錢鐘書先生。
海歸遇到的語言震驚是很容易發現也是相對來說容易克服的，而海歸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異，則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里，不是輕易能夠改變的。
記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談到聰明和智能的區別，他問我說，你覺得自己是聰明型呢，還是智能型的？我當時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是既聰明又智能型的。”
朋友驚訝地看了我一眼，說道，“你倒是一點兒都不謙虛啊?！?/span>
我當時一楞，突然意識到在東方文化里，即使別人夸獎你的時候也應該謙虛地說，“哪里哪里，還差得遠呢”，哪有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的道理？
在美國呆久了，習慣了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忘記了謙虛，也忘記了謙讓。西方文化直來直去，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說十分——如果不是說十二分的話，學會推銷自己是在美國謀生的先提條件。
東方文化則比較含蓄，經常拐彎抹角，嘴里說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覺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會說八分，留著二分讓對方去猜。
在上海做項目的時候交了一個上海男朋友，本土派的，其實也算海歸，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還東方，所以我們在一起經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異。
一個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M從北京來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間里。她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M該見她的朋友就見她的，我給M要了一張房卡，這樣我們倆互不影響，行動自由。
跟他一講，他很生氣，說你怎么能這么對朋友呢，中國人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當然應該陪好朋友玩了。我覺得很委屈，在美國，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間也是很獨立的，有空約時間見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沒什么可客氣的。
在我看來很自然的事，在他眼里是“不講姐們兒義氣”，解釋了半天也解釋不清，本來M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他去無錫玩，結果我們兩個人都陪M去了杭州，也沒玩好，因為我和他吵架，三個人都掃興而歸。
生活中的文化差異像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擊才會迸發，即使發生也不一定是件壞事，有時會給平靜的生活平添一些樂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異，則像是一股旋流，會有一種被它吞沒的感覺。
在麥肯錫北京公司工作，感覺肩上的責任比在美國大，更有挑戰性，比如說給財富五百強跨國公司或國企民企領頭羊做企業總部發展戰略。但是最大的感覺就是累，幾個月下來身體透支得很厲害。
回斯坦福商學院參加我們那一屆MBA的一周年聚會，和在美國麥肯錫做的同學一聊天，發現同是給麥肯錫打工，我在中國的工作時間是我同學在美國工作時間的兩倍。
在中國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樣的感覺，工作時間加倍長，工作強度加倍大。為什么呢，我想有兩個原因。
其一，經濟差異，中國仍在飛速發展的階段，而美國經濟已相對成熟，好比馬拉松賽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兩個小時的對手，自然會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異。美國文化強調個體的重要性，強調individuality，個人利益第一，企業利益第二。
如果問100個美國人，工作和家庭哪一個更重要？99個會回答說，這還用問，當然是家庭重要。
剩下一個會被大家認為是workaholic，工作狂。晚七點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個人時間，偶而老板讓加班，還要很抱歉地對你說，不好意思讓你加班了，做完趕緊回家吧。
而亞洲文化，強調集體的重要性，強調conformity，企業利益第一，個人利益第二，個人服從集體，老板覺得你的時間都是他的，加班理所當然。
況且中國文化崇尚堅忍，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在麥肯錫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做得那么辛苦，大家卻也習以為常，沒有人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炒老板魷魚。
習慣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種失去自我的莫名失落。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紀相仿，想回國的女同胞，問我回國的感受，我第一句話就問，“你結婚了沒有？有沒有男朋友？”
如果回答是沒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國找不到男朋友的。”
在美國洋插隊了七年，回國的時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齡女青年，我的婚姻問題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
在美國的時候心想，中國有13億人，男同胞應該有6.5億吧，市場足夠大了，自己條件又不錯，找個老公總不成問題吧。殊不知自己大錯特錯也?；貒肽甓?，居然一個約會都沒有，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國七年，什么時候擔心沒有男孩子約我呢？如果我想約會的話，去一次硅谷中國工程師協會組織的舞會，或是郊游，自然能認識好幾個單身男士，約會不成問題。硅谷男女比例失調，女孩子是大熊貓，不愁沒人追的。
海歸的舞會，郊游，或是派對也去了，認識的人也不少啊，可好像從來沒人主動給我打電話，偶而有男士約我出去，還以為對方喜歡我，交往一陣子后發現對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紅顏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還沒著落呢，哪有時間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對，用麥肯錫的2X2市場吸引力，企業競爭力矩陣一分析，突然發現自己在交友市場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競爭力也是零，處在要被麥肯錫建議退出市場的原點上。
為什么呢？先談目標市場吸引力，我的目標市場是海歸男士，覺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隊回城的，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吧。
沒想到海歸男士不想找海歸女士，自己掙錢已經足夠多了，何必再找個女強人呢，還是找一個本土派的賢妻良母比較好。
那么擴大目標市場，轉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國兩個名牌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年薪十萬美金，足以讓本土派男士望而卻步。
我曾試過在新浪網上交友，email告訴對方自己的學歷和經歷之后，對方只回了四個字，高山仰止。
大學的時候就在雜志上讀到過女碩士女博士找對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標。現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市場吸引力是沒了，再看看自己的競爭力，既不年輕，也不是特別漂亮的那種，可能也不夠溫柔，在美國習慣了獨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從不依靠任何人，東方女性的順從謙讓都忘到腦后了。
和本土派年輕漂亮溫柔賢惠的女孩子比起來，似乎也沒有競爭力。怎么辦呢，難道真按麥肯錫的矩陣理論，退出市場不成？可總不能一輩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無望之際，偶然在上海做項目訪談時認識了男朋友。
他比我高一屆，88級的，大學畢業后趕上出國潮，東渡日本留學五年，回國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銷售。我在上海給一家跨國公司做中國市場的戰略咨詢，在做市場訪談的時候碰巧認識的。
因為工作關系請他吃中飯，聊得很投緣，所以約好周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幾個月了，還從沒在上海好好玩過，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周日晚上從北京飛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飛回北京。這回決定在上海過周末，反正公司報銷五星級酒店房費。
周日他帶我逛上海，在豫園品茶、吃南翔小籠包，在外灘坐渡船，登上東方明珠塔最高層看外灘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舊金山相媲美，但比舊金山更有情調，因為上海夏夜的風是溫暖柔和的，像是戀人的手，不像舊金山的海風，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涼。
和他在一起時間過得很快也很開心，那段日子是我回國一年中最開心的時光。曾有想過在上海找個外企的工作，扎根中國，就把美國放棄了吧，這也是父母的心愿。
但不知為什么，心里總有一種失落落的感覺，像是有個填不滿的黑洞。
其實我自己知道是為什么。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人生成長中最關鍵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國度過。盡管自己一直在抵觸美國文化，但潛移默化中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價值觀已經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國的一半，成了我和他之間最大的障礙。我們倆之間總是會碰到中西方文化的沖突，我知道他永遠不能夠理解我的另一半，那個我成長在地球的另一端。
三十歲的我，發現僅有愛情是不夠的，我需要找到一個soul mate，一個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
我想了很久，覺得我和他是不會有長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后，我們倆之間的差異會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小事中體現出來。他知道這一點，所以他一直不愿讓我為他放棄回美國。
回國前朋友都勸我留在美國，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勸我留在中國（因為當時美國經濟太糟），但內心深處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國的話一輩子都會后悔的。
所以我鼓起最后一點勇氣，在那個寒冷的冬天和他告別，在硅谷經濟一片蕭條，公司裁員風聲鶴唳的時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硅谷。
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想家想得發瘋，第一次給家里打電話就哭了。
在美國辛苦奮斗了七年，總算回國了，以為可以擺脫纏繞我多年的鄉愁了，沒想到回國不久，鄉愁換了個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邊。
走在北京喧囂的，塵土飛揚的大街上，開始想念硅谷碧藍如洗，一塵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環路上，自行車比出租還快的時候，開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時速130公里開車飛馳的自由的感覺。
還有我最喜歡看的好萊塢大片。每次回美國度假，都要一個人跑到電影院里，連看好幾個電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環王，哈里波特的感覺。
想想海歸好慘，洋插隊幾載，辛辛苦苦適應了美國，回國后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驚，重新適應中國，在美國的時候想中國，在中國的時候又想美國。
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最后總要做一個選擇，無論選擇魚或是熊掌，總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記得在國內的時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國內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有車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國夢仍未圓。
琢磨著去美國讀書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資銀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里海歸同事越來越多，總覺得自己缺了點兒什么。舉棋不定，向我討教。
如果你想長期在國內發展，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機會再出國，而且出去時間不要太長，在國外呆一兩年鍍個金就好了，出去時間太長國內機會成本太大，回國又要面對逆向文化震驚，有可能得不償失。
如果你想長期在美國發展，對出國的機會倒不需要那么挑剔，不過一定做好得失的思想準備。
回到美國后，我悲哀地意識到，我和父母永遠隔著一個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父母不適應美國，我不適應中國，這個現實我永遠無法改變，這是每個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價。
中國和美國實在是各有各的好處，海歸與否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了。
我個人以為對海歸來說，中國可能有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而美國生活質量高些，更適合家庭，舍魚或舍熊掌，全看個人喜好。
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時的一位好友，已經在民企里摸爬滾打了四年，對我說現在已經徹底本土化了，“別人都看不出我是海歸了，說我看起來跟北京小痞子沒什么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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